世界百年变局推动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暴露出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也引发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重塑。采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等方法，厘清中国参与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的角色变迁过程，辨析角色冲突的生成机制，并提出角色转型的应对策略。研究认为，在全球体育产业链形成、演进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被动式融入者、选择性参与者、基础型参与者和全球化建设者的角色嬗变，为体育产业全球化贡献了中国力量。在全球体育产业链系统性重塑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变迁打破了欧美国家主导的体育产业链秩序惯性，从而引发供应链、空间链与价值链上的多维角色冲突。角色冲突为角色转型造就现实推力；而角色转型作为角色冲突的制度化疏解，成为中国在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中实现角色再建构的必然进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蕴着建设体育产业责任、利益和价值共同体的思路，为推进中国角色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中国应进一步稳开放、促对话、敢担当，肩负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稳定的大国责任；扩内需、畅协同、兴文化，成为全球体育产业空间链根植的供需中枢；强话语、拓创新、塑品牌，实现全球体育产业价值链位阶的自主跃迁，完成新的角色建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体育产业正经历着全球化以来的深刻变革。数智技术变革引发产业空间迁移，新兴市场崛起重构产业价值分配逻辑，多重效应叠加正在加速产业链的重塑。在当前的产业变革中，中国既面临“脱钩断链”的风险挑战，又内蕴着价值跃升的战略机遇，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角色转型。作为体育大国，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供给产能和体育消费人口规模，但其产业链优化升级的目标既遭遇先发国家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制约，又面临后发国家的成本挤压和空间争夺。这种进阶困境本质上是新兴国家突破依附性发展的现代性难题（Stallings，2020），揭示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中的结构性矛盾。
如何破困局、谋变局、开新局，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完善体育全产业链条”，为中国应对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奠定了政策基础。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大都将中国视为被动响应外部冲击的适应性主体，提出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蔡朋龙 等，2024；李荣日 等，2024；邵桂华 等，2022；沈克印 等，2024）与体育产业价值链建构（王静煕 等，2024；张金桥 等，2022；朱兰芳 等，2023）等策略。国外研究则把中国看作主动“出海”，认为中国在体育产业链中的角色转变或有软实力输出的动机（Hernández-Correa，2024；Leibold，2010；Ojo，2022），或有争夺市场的产业竞争威胁（Bardon，2008；Hanson，2021；Horne，2008）等。
已有研究为认识全球体育产业链的重塑进程和中国所面对的身份矛盾奠定了基础，但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时代性、主体性与角色观的复合性矛盾。当前迫切需要立足全球视野、基于中国立场、把握百年变局的现实研究，为推动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下中国的角色转换提供行之有效的策略方案。角色理论兴起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解释国家身份建构的有效工具（魏玲 等，2023）。角色“建构—冲突—转型”的分析机制为破解中国的角色矛盾提供了适恰的研究框架。由此，本研究基于角色理论，梳理全球体育产业链的演变与中国的角色变迁过程，提出中国应对角色转型的策略与方案。
国际关系研究经常使用角色化的语言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各种现象，这种隐喻方式成为人们把握规律的有效途径。通过角色界定，可以较好地描述国际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行为特征以及社会关系。显然，在全球体育产业链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建构受到国内现实、国际环境及全球体育产业秩序的制约，其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多方博弈与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国家角色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国内制度结构变化、外部环境变化、民众或国际社会的角色预期变化，都可能引发行为体的角色变迁，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体育产业链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本研究以全球体育产业链的演进形成与中国内生制度的发展变革为基本脉络，将中国的角色变迁划分为4个基本阶段。
1.1 体育产业资本化扩张时期：秩序初建的被动式融入者（18世纪末至194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作为工业革命所催生的体育产业化的外延区域，被动融入全球体育产业链的初建阶段。在有限条件下，中国民族体育工业的萌发为后续参与奠定了基础。
1）资本主义催生现代体育产业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塑造全球体育产业链雏形。体育产业的全球化整合发源于18世纪末的英国，资本主义推动体育成为商业娱乐的一部分（Collins，2013）。工业革命的标准化生产、城市化聚集和区域性交通则为体育产品的商业化奠定了供给、消费、流通三重基础。英国板球器材的工业化生产，曼彻斯特足球赛事与俱乐部兴起，都标志体育从手工业转向机械化，由松散组织转向商业盈利，呈现出现代产业的特征（Holt，1990；Stone，2022）。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全球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规模飞速增长。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强国拓展体育网络、兴建大量体育设施（Combeau-Mari，2006）。
在此基础上，不同区域的体育供给、消费与组织开始链接起来，形成了庞大原材料供应体系和消费市场。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等体育治理组织进一步组建。值得注意的是，在体育产业全球化的开端，产业链就呈现“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即“中心”掌控体育市场与消费，制定贸易规则，“边缘”则成为原材料供应或体育文化辖制的对象（Clevenger，2019；Gems，2022）。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体育产业现代化交互作用的结果。
2）中国初步与国际体育贸易接轨，成为秩序初建的被动式融入者。这一时期，中国本土体育产业处于萌芽阶段。体育本体依附于军国民体育与教育进行近代化，民族工业则在外资挤压和技术依赖中艰难进行现代化探索（程卫波 等，2016；刘慧 等，2025）。因此，体育产业具有国际化与西方主导双重色彩，展现出外生性与非自主性。随着一批民族工业的兴起，本土体育生产步入产业化。一批民族企业生产的体育器材，部分销往东南亚地区，成为早期外贸出口体育产品（温祖谋，2022）。同时，赛事经济也初步兴起，开始出现商业赞助和广告招商，外国资本成为早期主要的体育赛事赞助方，而本土民族企业也开始参与赛事赞助。
1.2 产业分工与媒体传播时期：产业整合的选择性参与者（1949—1979年）
这一时期，全球体育产业链进入分工化与媒体化阶段。国家角色建构中，国际情景是影响国家及其决策者形成特定角色观念、采取特定政策的重要因素。在特殊国际背景下，中国与全球体育产业链的发展历经相应调整与演变。
1）体育产业链全球化初步形成，跨国代工贸易兴起，赛事商业化媒体传播加速。1945年，欧美体育运动风潮兴起（Collins，2013）。1947年，日内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提出“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推动了全球体育制造环节的分工合作。亚洲国家开始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欧美转移出的体育制造产能（Donaghu，1990；Gereffi，1999）。欧美跨国企业掌控设计技术、品牌建设与销售网络，亚洲国家负责供应原材料与代工生产的分工样态初步形成，促进了体育生产效率的提升。
同时，全球赛事网络重新建立，赛事技术与规则标准渐趋统一，为全球化扫清了障碍。卫星技术与电视媒体的出现成为撬动杠杆。1964年，东京奥运会首次通过卫星实现了全球实况转播，让奥运会走向了全球十几亿的观众（人民网，2024）。借助媒体广告效应，跨国体育赞助、营销迅速兴起，跨国企业开始将赛事赞助纳入全球营销战略中（Wolfe et al.，1997）。1974年，阿维兰热建立FIFA全球赞助体系、引入电视转播竞价的商业化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构建了现代体育赛事的商业模版（Vonnard et al.，2018）。由此，“赛事资源—媒体传播—赞助营销”的全球化赛事产业链建立起来。
2）这一时期，中国尝试了有限的体育贸易合作，成为全球化的选择性参与者。20世纪50年代，跨国贸易仅局限于少数国家内部协作，体育器材作为增强国际团结的非战略性物资，少量交流至苏联、东欧，或援建发展中国家。为数不多的体育对外交往中，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成为赛事亮点，并间接起到了制造业带动效应。
20世纪70年代，“乒乓外交”进一步推动了体育交往和贸易的发展，国内涌现出少量具有外贸出口能力的民族工业品牌。随着改革开放的确立，贸易出口、技术引进与中外合资等政策开始陆续发挥效用。1979年，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并陆续加入国际足联、世界田联等组织，为加入全球产业链提供了制度条件。中国“选择性参与者”的角色建构，既是受制于国际国内经济贸易形式的被动选择，又是维护主权和独立性、为后续全面接轨国际体育产业筑牢基础的必要决策。
1.3 体育产业链全球融合时期：深度参与的基础型参与者（1980—2008年）
随着国际贸易体系的完善，体育产业链进入全球化深度融合阶段。体育产业供应链发展成熟，形成了区域集聚的空间链分布和相对固化的价值链结构。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体育贸易增长的强劲引擎。角色理论表明，初入国际社会的新兴市场国家更多扮演着环境和外部主体所赋予的角色而非自主性角色。该时期，中国尚难以跳脱国际化工业化初期所必然经历的要素驱动阶段，成为体育产业链全球融合的基础型参与者。
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驱动体育制造“全球工厂”形成，体育赛事媒体化金融化转向，全球体育产业链深度融合。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贸易自由化”推动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体育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跨国资本外国直接投资攀升，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外包爆发式增长，并呈现空间迁移。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体育贸易呈现典型买方驱动模式，亚洲、东欧新兴国家承接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多处于贸易顺差；而北美和欧洲则倾向于去工业化，仅保留少量技术密集型产能，多处于贸易逆差（Andreff et al.，2009）。价值链结构则进一步分化，跨国资本通过专利与技术授权掌控价值分配权力和利益，而代工地却分担劳动剥削、环境成本等生态代价（Nadvi et al.，2011）。
该时期，赛事媒体化金融化刺激生产要素流通，形成了欧美主导的全球赛事市场（Andrews，2008）。电视普及与加密卫星技术让付费观赛成为可能，赛事经济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体育赛事版权价格飙升，全球分销体系建立。例如，美国四大联赛全球转播合同从1980年不足2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59亿美元，并纷纷成立国际关系部；英超版权价值高达3.04亿英镑，国际转播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Andreff et al.，2006）。运动员跨国交易频繁，人力资本全球流动成为常态（Gerrard，2002），体育赞助与广告数量随之增长。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首次引入商业运作模式，国际奥委会随之启动全球赞助计划，从首期（1985—1988年）到第六期（2005—2008年）实现了近10倍的总收入增幅（新浪网，2005）。在此基础上，金融资本加速注入产业。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托特纳姆热刺、曼彻斯特联、多特蒙德等俱乐部相继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较早一批实施资本运作的体育俱乐部。
2）中国以基础型参与者的身份积极融入全球体育产业链，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产能基地和消费市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刺激中国体育产业迅速发展。1984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举措，使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批有能力承接外贸订单的代工车间（樊杰 等，1998）。1993年，国家体委响应国务院政策要求，出台了《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 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提出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逐步走向市场。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此背景下，跨国体育公司大量投资中国，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潜力得以释放，形成了以东南沿海区域为核心的体育制造加工出口产业集群，有效承接了体育生产的空间转移。2007年，中国运动鞋出口接近全球总量的40%（Nike inc.，2008）。健身器材、体育建材等代工厂商大量出现，成为诸多知名体育跨国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
该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承办国际赛事，开放本土体育消费市场，深度嵌入全球赛事产业链。到2008年，中国奥委会共有7人在国际奥委会担任领导或小组委员会委员职务（刘鹏，2009）。第11届亚运会（1990年）、第2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001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年）及第5届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2007年）等为代表的一批重大国际性赛事在中国举办。20世纪80—90年代初，央视开始转播足球五大联赛（新浪体育，2019）、NBA（央视网，2016）等国外赛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媒体开始购买赛事转播与媒体版权，参与赛事市场合作，但多为ESPN等体育传媒巨头的下游分销商（Gupta，2009）。2007年，天盛体育以5 000万美元买断英超转播权，是国际赛事首次尝试单独将转播权出售给中国（中国新闻网，2010）。中国虽然急速扩张为全球体育制造的产能中心，以市场潜力吸引国际赛事，实现了产业链深度嵌入，但仍受困于代工路径依赖、模仿创新和话语缺失，难以实现价值链跃迁（花楷，2021）。
1.4 体育产业链重塑博弈时期：全球化的坚守者与建设者（2009年至今）
2009年至今，逆全球化风潮蔓延，金融危机叠加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全球体育产业链面临“脱钩断链”风险。国际社会中，行为体的角色变化通过在体系互动进程中的反应行为实现，角色主体需要不断争取影响力，以改变或升级自身角色。变局之下，中国坚持全球化导向，成为维护和建设全球体育产业链的压舱石。
1）逆全球化揭示全球体育产业链的依附性结构。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国际贸易合作形势急速转变。全球体育制造供应链急剧收缩，一些运动品牌受限于信贷紧缩，在亚洲地区停建、关停了大量工厂，形成“断链”风险。关税与物流成本激增，全球体育经济下滑50%～60%（David，2020）。欧美以“小院高墙”策略，利用技术制约和关税壁垒等手段推动“产业回流”或“近岸外包”。全球产业链出现断裂特征，区域化或将取代全球化（Yücesan，2025）。
赛事垄断加剧“断链”风险，全球体育赛事“虹吸效应”出现。以足球为例，欧洲足球联赛商业价值远超其他地区总和，全球转会市场79%的资金在欧洲流转，其他外围区域则成为人力资源流失的人才供应区（Andreff，2019）。数字媒体技术为赛事垄断集中提供了技术支撑，全球顶尖赛事转播权近乎被ESPN、华纳等欧美少数体育传媒巨头垄断（Petri，2023）。凭借赛事供给的垄断地位，欧美对外提升文化软实力影响，造成与产业链下游国家的文化冲突，加剧了产业“断链”风险（Henning et al.，2022）。
2）中国贯彻开放战略，坚持做变局之下体育产业链全球化的坚守者和建设者。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体育制造的产能稳定。借助代工获取的资本与技术积累，中国本土体育品牌兴起，通过技术突破、海外并购和品牌“出海”等措施，尝试摆脱价值链依附地位。品牌研发能力提升，一批国产运动科技成果涌现。中国体育专利公开量在2010年超过美国，并在2020年跃居世界首位（张诗雨，2024）。自主品牌在本土市场赶超跨国公司，并以全球化战略收购海外品牌，推动品牌出海。
与此同时，中国努力缓解全球赛事的可持续危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等国际赛事，并积极支持国外赛事发展。中国还遵循碳中和国际承诺，在冬奥会中实践能源、场馆和交通的碳中和创新，并将杭州亚运会打造为首届碳中和亚运会。在赛事交往中，中国践行多边主义，积极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帆船赛、“熊猫杯”等突出区域经济文化交往的赛事。
国家角色建构中，角色的冲突产生于角色义务排斥、资源分配竞争和对规范认知的差异，当组织内部某个成员角色不明或对既定秩序发起挑战时，会引发角色冲突（Barnett，1993；Biddle，1986）。该框架为解构体育产业链重塑中不同主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工具。世界百年变局推动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行为主体的多样、利益分配的竞争和文化理念的差异构成了角色间冲突的原动力。在此进程中，中国角色的快速、大幅变迁既引发了动态性的不确定性，又对当前既有的全球体育产业链秩序造成了影响，从而构成了角色冲突的历史前提。中国的角色变迁本质是国家能力与产业地位升维的过程，这一变迁打破了欧美国家主导的体育产业链“中心—边缘”的秩序惯性，与其固守的对中国产业秩序依附地位的认知产生矛盾，从而引发角色冲突。
中国具有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大国、体育大国和文化古国的多重身份，拥有全球最大的体育制造供给产能与消费人口规模，使得这种角色变迁到角色冲突的演化具有必然性，并聚焦于三重路径：一是从外生发展到融入建设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的秩序角色变迁，从而引发关于体育产业链开放实践的准则性冲突；二是从代工地到生产基地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的空间角色变迁，从而引发关于体育产业链空间权力的争夺性冲突；三是从价值链锁定到高端位阶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的价值角色变迁，从而引发关于体育产业链价值位阶的重构性冲突。
贸易保护削弱体育产业供应链弹性。弹性特指供应链预见、适应和从破坏中恢复的能力（Sheffi et al.，2005）。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国（地区）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体育产业供应链面临前所未有的“断链”风险。体育制造的高度分工集群使得供应链在冲突下产生级联效应，原材料、关键技术面临断供。深度全球化的体育赛事更暴露出其供应链脆弱性。此外，安全问题扰乱全球物流秩序，推升流通风险，大量体育贸易订单被迫中断。全球一体化的体育产业供应链正濒临压力界点，一旦发生结构性“断链”，修复困难将难以估量。
文化差异推升体育产业供应链刚性。刚性特指供应链结构固化而难以适应外部变化。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文化软实力深嵌其中。全球赛事的垄断集中虽然达成了传播效率最大化，但本质是文化单向输出的刚性设计。赛事供应链的上游资源被欧美主导的体育组织掌控，一旦出现利益冲突，这套固化的供应体系必然成为文化软实力扩张的工具。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欧美所主导的运动文化定义权与体育制造产品深度绑定，推动生产线高度专一化和集中化，挤压了生产柔性空间，造成东南亚等代工区域的库存过剩、流程固化和转型困难。随着发展中国家诉求增加，当前的供应链刚性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国际体育话语的多元变革。
此外，环境规制与气候变化影响体育产业供应链可持续性。全球绿色规制引发体育生产成本和技术的刚性化。特别是全球碳排放政策体系使传统体育产业供应链的粗放式生产面临低碳技术替代的难题（Subic et al.，2012）。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形成绿色贸易壁垒，导致东南亚等传统代工基地陷入“低碳即亏损”的困境。极端气候的冲击进一步加剧，冰雪运动等自然资源型赛事遭遇供应危机，如日本札幌无法满足“雪量稳定”气候适应性要求而退出申办冬奥会，阿尔卑斯、北美滑雪场雪量下滑严重甚至局部永久性关闭。
中国基于国家战略选择与体育产业现实需求，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诉求。其既源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又源于中国在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中角色建构的特殊性。
一方面，中国体育制造业具有资源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却面临内需不足的制约，形成了出口导向特征。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完备性在于完整的产业链条、强大的制造产能和应急生产能力。当前，浙、闽、粤、苏、鲁等地区已经涌现出一批成熟度高的体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杨明 等，2024）。全国规上体育制造企业超过1.2万家，体育用品出口规模总额占全球规模总额的43%（2022年），贸易顺差268.7亿美元（2024年），是体育制造供应链的“世界工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24；中国体育报，2024，2025）。但与之相比，中国国内体育消费市场发展滞后，呈现供需结构失衡，尚处“成熟消费社会”前的过渡期，内生消费能力难与供给产能相适配。
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衍生赛事观赏的巨大需求，但内部供给不足，呈现进口导向特征。中国赛事市场的头部商业赛事中，国际版权引进占比远超过本土赛事，具有强依附性。2023年，中国体育赛事版权交易类贸易进口总额38.86亿元，出口0.23亿元；赛事赞助类贸易进口总额33.3亿元，出口4.66亿元，贸易逆差巨大（清华体育产业研究中心，2024）。以篮球为例，腾讯进口NBA转播版权的价值高达年均3亿美元，而同期CBA版权价值仅1.5亿人民币（清华体育产业研究中心，2024）。此外，人力资本与运营服务单向引进，运动员、技术团队、数据软件等亦呈现贸易逆差，赛事产品缺乏议价权。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由其“角色认知”与“他者预期”互动而形塑。体育产业全球整合中，中国从被动融入到主动开放，直至成为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开放、稳定的维护者。供应链冲击之下，欧美国家作为“守成者”，对中国的角色预期停滞于“基础环节参与者”“文化追随者”“秩序接受者”，从而引发多维度冲突。
一是基于利益分配的冲突。起初，中国融入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是源于欧美主导的产业全球化，服务于其寻求低成本生产和倾销市场的利益需求。同时，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体育制造业积极引入国外资本、技术，开放国内市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随着产能扩张与出口导向形成，中国迫切需要更加稳定、开放的体育产业供应链体系，以嵌入多边贸易。欧美国家出于对自身产业空心化和对外依赖的担忧，更倾向于收缩供应链、采取封闭的“小院高墙”策略，期望中国停留于其主导的基础型参与者的角色之中。
二是基于对话平等的冲突。中国开放赛事市场，既培育国内体育消费，又为欧美国家提供了新市场。但体育具有文化属性，产业开放的成本受其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影响，多表现为泛娱乐化的、具有吸引力的自由主义赛事文化。当前，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使其不再囿于软实力不足而被迫充当体育文化的追随者。反之，中国寻求赛事交往中文化的共存共荣，力求成为平等对话者。这种主体意识的转变，与欧美国家的一贯预期产生矛盾。
三是基于责任担当的冲突。供应链绿色转型本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但实践中却呈非对称性。中国践行发展型环境主义，主动承担绿色发展责任，以“双碳”战略反推产业绿色变革，取得了大量减碳提效的技术成果（谢利威 等，2024）。而欧美国家倾向于防御型环境主义，利用绿色规制构筑贸易壁垒，导致体育产业环境政策的差异。
技术与成本变革引发全球产能再配置和体育制造空间迁移。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取决于规模经济（张永恒等，2016；Krugman，2009）。以互联网、智能化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变革，叠加劳动力等成本变化，推动体育制造产能从中国等传统中心向巴基斯坦、印度等“成本洼地”，或向美加墨三国“近岸外包”的技术适配区迁移（Jain，2023）。体育制造网络呈现扩散化与区域闭合化并存的特征。但这种迁移并未带来经济权力或利益的再分配。技术进一步降低了体育制造的空间依赖，提升了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强化了对专利技术、数据资产的垄断，加剧了代工区域的低成本竞争，反而进一步导致空间结构性失衡。
技术与资本协同革新赛事生产模式，空间权力进一步集中。数字传播与资本流动突破了传统赛事的地理边界，形成了新型权力枢纽，导致赛事供给空间的等级化。从资本的时空修复论透视，如NBA等越发高昂的版权价格，实质上是技术叠加资本，将赛事生产要素向核心空间聚合，并进一步金融化的结果（Harvey，2014）。而非核心空间赛事则逐步空心化，最终形成“欧美赛事供给—全球消费市场—欧美资本回流”的空间链分布。然而这种协同并非一成不变，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石油资本通过控股、收购等资本化手段入驻欧洲足球，标示新兴主体挑战赛事空间权力的可能性（Nober，2022）。
此外，发展中国家催生新兴体育消费空间，其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动能，成为全球体育经济格局中的新兴力量。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体育消费塑造了红利，互联网、数字观赛、电子商务等技术设施的普及成为助推其体育消费快速兴起的关键一环。体育消费市场开始从旧有的“欧美主导”转向“南方共振”，呈现出“分散化”的新图景（Acquah-Sam，2021）。
全球体育产业空间链迁移下，中国面临产业流失压力。制造端要同时面对低成本地区替代导致的“底部流失”和欧美高技术限制、标准排斥的“顶部挤压”。赛事端则面临本土消费认同缺失和空间粘性不足。产业链根植性强调产业链与地方生产要素和社会文化的深度黏合（李晓华，2022），“制造松动”与“赛事认同”的空间迁移，凸显的是全球化竞争压力下，中国体育产业地理与社会根植性的双重空间困境。
地理根植性困境内生于中国生产要素变化，外生于区域竞争和资本布局。劳动力与土地成本曾是构筑中国体育制造“世界工厂”的要素基础。随着产业结构变化与新业态的兴起，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规模下降。此外，东南亚、南亚等新兴经济体要素价格低，劳动者权益与环境规制等附加成本较低。这种竞争态势驱动体育制造迁移至成本更低的空间，如代工龙头企业在越南、印尼的工厂已占据全球运动鞋产能的八成以上（腾讯网，2025）。
社会根植性困境则在于本土赛事产品文化认同和消费黏性不足，进口产品却夹带着文化叙事渗透于本土消费。首先，进口赛事产品力、营销力具有竞争优势，消费吸纳能力强，而本土赛事却受困于供需市场脱节。其次，进口赛事精通文化赋值和消费者忠诚度建构，本土赛事反而陷入远离消费群体的文化失语。例如，“曼巴精神”“凌晨四点的洛杉矶”等体育文化与中国消费者建立起广泛的情感连接，而本土赛事的文化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朱从庆 等，2022）。此外，进口赛事的资本运作能力、赛事组织等成熟的经营生态，亦挤压了本土赛事的认同空间。
全球体育制造空间链迁移本质是资本的空间修复。20世纪末，中西方形成二元共识，欧美资本借助中国实现资本扩张，完成体育产业全球化布局；中国则通过代工空间积累产业基础。然而这种共识遮蔽了深层空间权力结构，欧美始终垄断订单分配权与技术标准权，将中国视为可置换的“低成本地理空间”。
中国产业的基础质变催生角色认知升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强调“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完善体育全产业链条”，锚定全球体育制造中枢的新定位，力图突破欧美的空间支配，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建构的跨越。中国对体育制造空间权力的主张，已远超欧美资本将其固化为“成本洼地”的预期，力求全球体育制造空间秩序的重构。这种冲突反映产业链重塑进程中空间权力再分配的深层变化。
同理，全球赛事供给体现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空间垄断。中国初入体系时，被视为赛事倾销市场，欧美通过供给赛事产品，将本土赛事矮化为次级模仿，损害了其本就不甚牢固的社会根植性。由此形成欧美垄断赛事话语的单向文化交流模式。当中国试图突破这种角色定位，实现本土赛事供给自觉之时，便必然遭遇其制度性空间排斥。欧美所主导的国际体育治理体系将赛事申办、转播等机制异化为文化软实力输出工具，将中国视为被动接受者。这种冲突反映中国已经具备赛事供给的自觉性，却仍需借用西方的赛事体系与文化符号建构自身主体性的矛盾。
“金砖国家”“全球南方”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试图摆脱体育产业价值链“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价值链结构重组是各“能动者”对生产、知识等权力的争夺（陈再齐 等，2025）。以往，欧美国家通过对专利、商标、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垄断实施“知识断链”，使新兴经济体难以步入“引进吸收—技术变革—产业升级”的渐进路径。当前，新兴经济体正在通过多种路径突破体育产业价值链的位阶锁定（Desbordes，2023）。一是替代式突破，将低价值环节作为积累跳板，自主研发形成技术品牌溢价，攀升价值链高点。二是融入式突破，通过资本积累和运作收购国际品牌、专利，推动价值链跃迁。三是扩张式突破，以赛事赞助营销等方式打开品牌出海渠道，返销欧美先发国市场。
赛事价值链长期维系的“赛事治理−标准制定−资本注入”治理模式，也在新兴经济体中呈现重组。一方面，价值链秩序合法性流失。例如，国际足联的利益公平背后的程序“黑箱”，欧超联赛中跨国资本与传统体育组织的深层次矛盾（Jayakumar et al.，2023）。另一方面，拱卫欧美价值链高位的标准主导权出现松动。“电竞入奥”的推进揭示出中、韩等对竞赛标准制定权的冲击。旧有价值链的垄断结构已无法适应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多极化变革。
中国体育产业正从价值链依附向自主建设转型，其目的在于突破价值链锁定，重构价值分配格局，实现产业发展自立自强。这一转变表现为双重突破范式。
一是塑造体育产业技术主权，实现价值自主创造。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中国正逐步着力攻克欧美企业长期垄断的高端体育装备知识产权壁垒，体育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和比重快速攀升。例如，碳纤维复合材料、雪车制造、华为运动科学实验室等众多以往的技术依赖领域均实现国产替代，打破欧美资本的技术独占。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一些体育数字平台开始将自主研发系统、标准向沿线国家（地区）甚至欧美市场输出。中国的体育产业创新能力正逐步转化为全球体育产业价值链的分配权力。
二是强化体育产业市场主权，以自主品牌参与高阶价值分配。借助扩大内需政策机遇，自主体育品牌快速崛起，深耕本土市场价值。例如，国产运动品牌的“国潮”传统文化特色、自主品牌以高端科技突破国产制造“低价平替”定位，以及“村超”“村BA”等本土赛事的兴起，都是对先发国家“运动时尚解释权”的突破。同时，诸多自主品牌贯彻“走出去”的全球化策略，整合国际市场与资源，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争夺体育产业价值链线 中西方关于体育产业价值链重构的角色冲突
体育产业价值链作为长久以来高度结构化的权力网络，其重构过程是新兴经济体与先发国围绕角色定位展开的博弈。中国的目标在于彻底扭转依附地位，构筑从价值链微笑曲线前端（技术端）、中端（生产端）到后端（市场端）的自主分配能力，以实现“价值引领者”的角色定位。而在欧美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中，中国始终被视为“技术应用者”或“规则遵循者”，从而形成双方的预期错位。
中国体育产业在技术主权和品牌主权方面的自主突破揭示其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革新，表达其成为“价值引领者”的转型意愿。这种角色认知蕴含双重诉求，既指向其他主体对其自主崛起合理性的认同，也旨在参与更高阶的价值分配。“中心—边缘”结构下，中国的认知革新与欧美国家的认识产生分歧。中国将自主性崛起作为价值攀升和角色转型的必由路径，而欧美国家则将其定义为对既有价值链秩序的挑战。这就使得任何中国的自主性突破都可能被视为破坏性竞争，从而引起欧美国家反对。
角色冲突内含着行为体对秩序规范性的争夺。角色转型不仅要考虑主体的主观认识，更要考虑新的角色观念能否被体系中的其他主体接受。欧美国家在变局之中依然坚持旧有的角色观念，是形成冲突的根源。中国体育产业自主性崛起，构成了对欧美国家技术和文化软实力的显性挑战，动摇了价值链秩序中其主导角色的稳定性。这揭示体育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并非均衡扩散，而是经济体之间关于价值分配的再生产，其既是经济效率变化，又包含国际体育制度的变革。中西方的预期错配，既存在推动体育价值分配多极化的可能，又存在诱发制度性结构调整的风险。
角色转型是主体在身份认知和利益界定方面的深刻剧变。国际体系的演变对行为体产生压力，当行为体感触这种压力时，会能动性谋求角色转型。而行为体的角色转型又相应导致国际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国际体系演变。因此，中国所面对的全球体育产业链中的角色冲突绝非停滞的困境，而是中国角色转型的现实推力。换言之，角色转型是角色冲突的制度性化解，其通过制度创新将冲突压力转化为重构动能，最终催化新的角色变迁，从而成为中国在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中实现角色再建构的必然进路。
世界百年变局下，全球体育产业链的物质实力结构、规范秩序结构都在剧烈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超越文明隔阂的东方智慧，为化解冲突提供了方法论。责任、利益和价值共同体的建设，成为中国应对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实现角色转型的创新范式。在此理念下，中国的角色转型实践应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建构，致力于化解体育产业链的准则性、争夺性和重构性的三重冲突路径，肩负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稳定的大国责任，成为全球体育产业空间链根植的供需中枢，实现体育产业价值链位阶的自主跃迁。
1）中国致力于建设责任共同体，破解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的开放性冲突。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关乎世界人民身心健康福祉，其开放稳定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实现，更是文明进步的道义担当。首先，中国坚守多边主义，反对“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封闭思维，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构建开放、稳定的供应链体系。这一实践确立“以合作促安全、以开放促发展的”体育贸易理念。其次，面对文化软实力扩张，中国推崇“和而不同”的对话准则。既承认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贡献，又主张各地域、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平等互鉴。最后，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注入体育产业实践，坚定履行《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勇于担当环境责任。
2）中国致力于建设利益共同体，消解全球体育产业空间链的根植性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地区）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地区）共同发展。全球视野下，全球体育产业的空间迁移并非零和博弈，而是蕴含着各国协同发展的共生逻辑。中国始终以“计利当计天下利”建构空间发展权，致力于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产业利益共同体，与各国（地区）同享体育产业全球化的红利。本土视野下，体育产业的空间迁移并非单纯的地理变更，而是蕴含着不同文明形态对体育的再诠释。面对本土产业社会根植性剥离的困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的共同体理念，倡导以文明对话消解空间冲突，以文化自觉重塑根植性认同，为“对外构建文明对话平台、对内激活传统体育基因”的根植性构建提供了思路。
3）中国致力于建设价值共同体，突破全球体育产业价值链的自主性冲突。中国体育产业的自主跃迁是推动全球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动作为，追求的是自主创新与共同发展相统一的价值范式。从技术主权的前向跃迁看，中国力图突破体育产业价值链依附的产业创新实践，既是对先发国技术和标准垄断的制度性回应，更是履行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大国责任的体现。从市场主权的后向跃迁看，中国自主品牌的培育，不仅是对先发国所构建的体育产业价值链位阶的挣脱，还担负着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责任。
体育产业具有文化、民生与战略新兴属性，是中国担当国际责任的关键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应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作用，依托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与技术创新优势，成为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的“稳定锚”。
1）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多边主义贸易机制，强化体育产业供应链弹性。一方面，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全球体育资源配置效能。逆全球化挑战下，中国应力求“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积极推动建立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体育贸易关系。通过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放开制造业外资限制等措施，扫除体育产业供应链国际化障碍。中国体育贸易网络涉及全球六大洲的二百余个国家，31省（区、市）均与外国建立了体育经贸合作关系（杨世成 等，2024）。地方政府应以此为基础精准施策，以山东德州、江苏淮安等为样板，培育更多外向型体育产业集群，充分释放产能。
另一方面，升级区域体育贸易合作，增强供应链稳定性。中国应力求提升体育产业供应链多元化水平，摆脱供应集中带来的贸易摩擦风险。可以创新性地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西亚、东盟等体育贸易和产能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同时，致力于充分挖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平台的合作潜力，释放伙伴国增进体育经贸合作的需求，拓展体育产业供应链合作空间。
2）坚持多元叙事，运用技术赋能，柔化体育产业供应链刚性。一方面，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中，既有的产业文化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中国体育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的适配尚需过程。坚持以文明互鉴为内核，倡导平等、包容的体育文化对话，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价值理念融入供应链，从而实现价值追随者到平等对话者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注重健全体育文化安全管理机制，如完善和细化《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体育活动管理办法》等法规。
另一方面，运用数智技术构建新型体育文化话语。充分把握数字、智能技术重塑文化传播机制的机遇，赋能供应链文化话语构建。利用自身在数智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更积极地参与、引领新的赛事传播交流，加强相关数字平台与海外对话，推动“村BA”“村超”“龙舟”等特色赛事走向世界，为赛事供应提供新的技术范式。在新兴赛事领域（如电子竞技等），持续推进自主研发IP的全球化，以及本土赛事体系的对外交流，拓展体育文化话语提升的新赛道。
3）坚持担当国际责任，保障体育产业供应链可持续性。应进一步强化制度引领，将国际责任内化为体育产业供应链治理的自觉要求。全面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产业绿色化、标准化、国际化要求，将国际环境责任提升至战略高度，着力推动体育产业“双碳”目标实现，树立国际体育碳治理标杆。积极推广赛事的首创零碳经验，高标准筹办首届“碳中和”全运会，以实际行动引领全球体育产业绿色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外体育交往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尊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以立法的形式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公信力。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制定行政规章，细化责任监管体系，完善涵盖政府引导、行业自律、市场驱动协同的体育生产环境监管协作网络，建立协作平台，督促产业绿色循环的形成。
面对空间迁移的挑战，中国应充分激活内需市场潜力、发掘区域协同的纵深优势，融合历史文化的认同基础，以“扩大内需、区域协同、文化自觉”为抓手，发挥特色制度优势，驱动体育内循环提质增效，促进体育外循环竞争力提升，筑牢本土体育文化认同根基，成为全球体育经贸根植的供需中枢，实现空间链角色转型。
1）深化内需挖掘，筑牢体育消费内循环根基。围绕需求释放与制度创新双轨驱动，激活体育消费内循环。在需求释放层面，一是把握人口规模与代际演变的趋势，推动体育消费从非必要向必要消费转型，扩大消费群体规模；二是利用区域梯度差异延伸体育消费周期，推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提质升级，同步挖掘中西部增量市场潜力，重点激发县域下沉市场动能，充分释放消费潜能；三是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完善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城乡“15分钟健身圈”等基础设施，尤其填补弱势地区服务短板，形成基础兜底，破除体育消费的场景壁垒。
在制度创新层面，构建适配供需关系的政策体系，将消费需求转化为产业势能。第一，强化顶层设计牵引力，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为基础框架，落实、填充并完善从目标到路径，再到操作的多层次协同制度保障。第二，以政策创新突破体育消费关键堵点，通过理念引导（如推广福建“体育休闲奖励机制”）与能力提升（如运用税收减免、增量补贴、信贷支持、金融工具等）双向发力，提升居民体育消费意愿和能力。第三，探索刺激体育消费的长效机制，扩大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范畴，勇于尝试构建国际领先的体育消费需求系统性培育模式。
2）强化区域协同，提升体育供给外循环竞争力。比较优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证实了区域差异、区域分工和竞争力提升的整合机制（Bolea et al.，2022）。依托中国区域资源禀赋差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效能，构建起区域分工、梯度转移、聚合协同的体育产业空间链协作体系。
一方面，从成本竞争着手，充分利用区域纵深，发挥产业梯度转移优势。当前，中国传统体育制造格局开始呈现东南向中部、西南和西北的垂直翻转趋势（朱华友 等，2020）。以税惠补贴、土地政策、人才招商等工具，引导中西部发挥要素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体育制造业，形成产业体系再布局，达成应对东南亚竞争压力和促进区域均衡的双向目标。
另一方面，从差异化竞争着手，支持长三角、大湾区等东部区域聚焦港口物流、现代金融、数智技术和跨境电商等高阶生产要素，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先进体育产业集群。发挥区域内体育“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占全国70%以上的既有优势，进一步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行业冠军等，形成全球竞争的核心优势。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契机，破除要素流动障碍，为产业梯度转移、集群升级并聚合协同提供支撑，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多层次供给网络，强化作为全球体育供需中枢的根植性。
3）贯彻“两创”策略，激发体育产业本土文化自觉。中国拥有数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富传统文化资源，具备与现代体育产业兼容的转化潜能。唯有深植本土文化根脉，才能在产业对话中确立自主坐标，强化社会根植性与国际竞争力。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下，体育文化不再停留于符号层面，而是升维为产业话语表达的叙事工具。因此，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性牵引，贯彻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策略方针，推动本土体育文化发掘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实现。
将中国“天人合一”“身心共修”“和合共生”等传统体育价值观作为体育文化自觉的内核，增强赛事产品与体育消费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权重。深入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要求，着力实施体育文化转化系统工程，创建跨部门协同机制，系统推动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整理与再生。以“国际龙舟节”“村超”“村BA”等为样板，强化体育文化的在地化探索，推动体育赛事深度嵌合地域社会结构与民族群体认同，达成体育赛事与传统文化“两创”的双向互嵌。最终消解体育产业链中的西方单一叙事结构，将本土文化认同转化为域内体育消费忠诚与域外体育线 强话语、拓创新、塑品牌：实现体育产业价值链位阶的自主跃迁
贯彻“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战略要求，发挥制度、组织、技术与人力优势，以话语提升、自主创新和品牌塑造三维协同，突破体育产业价值链依附性发展困局，完成自主跃迁。
1）强化国际体育治理的制度性参与，提升产业话语能力。价值链主体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不仅源于经济竞争，更源于国际制度结构。当前，中国亟须通过增强国际体育话语权破除价值链参与的制度性壁垒。第一，稳步推进国际体育组织参与深度，将体育经济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扩大在国际奥委会、单项协会等组织高层职位的人才派驻规模，强化投票权与提案权的实质性运用；以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为样板，吸引一批国际体育组织总部在华落地；拓展对非援建体育基础设施等海外项目，增强国际体育治理的影响力。第二，加紧构建以“平等互谅，互商互谅”为准则的、多部门协同的体育外交战略体系。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周期性承办大型国际赛事等，将其转化为长效治理机制。第三，引领全球体育治理的技术、标准创新，推动中国数字技术标准与服务模式成为全球体育治理的新范式。以头部企业在《奥林匹克2020＋5议程》中的创新实践为突破口，支持头部企业嵌入国际体育治理改革进程，为中国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制度接口。
2）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技术自主、知识自主和人才自主为目标，驱动体育产业价值链前向跃迁。体育产业价值链前向跃迁的核心在于构建不受外部制约的内生创新系统。第一，强化创新引领，统筹资源配置。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体育产业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依托新型举国体制，高效统筹政产学研融创新资源，建立国家级、区域性协同的体育创新平台和产业投资基金，集中扶持、推进一批重大体育科研创新项目，着力提升创新要素集聚效能与成果转化效率。第二，推进技术自主，筑牢产业基础。摒弃对外部技术的路径依赖，构建自主可控的体育产业内生技术能力，依托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契机，充分运用中国既有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智技术优势，与体育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激发传统体育产业技术领域的创新叠加效应。第三，实现知识自主，立稳创新根基。在体育产业的创新路径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思想引领，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国体育产业实践，提炼原创性理论成果与解决方案，建立体育自主知识体系，为产业创新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文化自信。第四，聚焦人才自主，夯实智力支撑。践行“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理念，紧扣体育产业的创新需求，秉持“自立−自主−自强”主轴与“创新服务国家”的目标，全面提升体育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3）以自主品牌建设为载体，实现体育产业价值链的后向跃迁。贯彻“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要求，以品质与文化双轮驱动，培育体育自主品牌。一是筑牢本土体育品牌的品质壁垒。将质量强国战略深度融入体育全产业链，强化政策牵引体育产业质量革新，从装备制造到赛事服务全域贯彻质量提升工程。以研发和专利“护城河”支撑体育品牌高端化，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品牌认知，进而实现从本土到国际高端市场的突破。二是以文化赋能激活品牌溢价。通过赛事定制、IP打造、联名设计等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品牌战略中，打造中国特色的体育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形成全球体育消费的稀缺性符号，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品牌竞争力。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基建优势，整合社交媒体、海外直播、虚拟赛事等现代化数字营销网络，以文化叙事与数字渠道的整合突破传统国际贸易渠道垄断，推动自主体育品牌精准触达全球市场，实现功能型品牌向文化价值型品牌的升维。
全球体育产业链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式融入者到全球化建设者的角色变迁，这既是中国体育产业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又折射出全球体育产业链的结构性矛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体育产业链面临系统性重塑。中国的角色变迁打破了欧美国家主导的体育产业链秩序惯性，从而引发供应链、空间链与价值链上的多维角色冲突。角色冲突为角色转型造就现实推力。而角色转型作为角色冲突的制度化疏解，成为中国在全球体育产业链重塑中实现角色再建构的必然进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蕴着建设体育产业责任、利益和价值共同体的思路，为解构这一冲突、推进中国角色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施行于中国的产业实践，致力于肩负全球体育产业供应链稳定的大国责任，成为体育产业空间链根植的供需中枢，实现体育产业价值链位阶的自主跃迁，从而达成应对重塑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角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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