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中国体育用品国际贸易注入了新动能。探究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有助于推动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全球贸易竞争力。基于2008—2023年中国对41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与贸易非效率模型，研究实证考察了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高收入水平、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高外贸依存度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赋能作用更为明显；3）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区域一体化程度等因素影响，中国与北美及部分亚太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较高，欧洲及南亚部分国家效率较低；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与促进技术创新2条路径实现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提升。研究建议：1）深化与数字经济领先伙伴国合作，优化出口数字化布局；2）建立多层次市场合作体系，实施差异化拓展策略；3）优化全球区域市场布局，提升资源配置效能；4）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降本与提质提升贸易效率。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传输、交易和消费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以数字化驱动贸易主体转型和贸易方式变革，营造贸易数字化良好环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和出口国家，在全球体育用品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24年，中国体育用品出口额为283.96亿美元，同比增长6.77%，展现了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强劲韧性与广阔发展前景（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2025）。促进体育用品国际贸易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持续赋能我国经济发展和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伴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国际贸易需求整体呈现上升态势。然而，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升级、供应链格局深度调整等问题依然存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失衡现象和不确定性风险进一步凸显（周先平 等，2023）。在此复杂背景下，体育用品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质量与效率备受关注。但随着全球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产品附加值较低、品牌认知度不高、贸易壁垒增多等问题制约了我国体育用品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沈克印 等，2024）。
全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着国际贸易的业态模式与运行逻辑。已有研究从多个维度验证了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范鑫（2020）发现，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我国出口效率损失，提高出口效率。这一结论在文化产品（赵玉焕 等，2024）、服务贸易（王小梅 等，2024）等细分领域，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成员国（胡艳丽 等，2024）等细分伙伴国中依旧成立。唐青青等（2023）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学者们在体育产业研究方面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徐鸿运等（2025）基于2015—2022年29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韧性总体水平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作用机制上看，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体育产业创新活力间接提升体育产业韧性。在体育用品制造业内贸与外贸协调发展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市场对接及资源共享、推动供应链协同与创新，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孙晨 等，2024）。除了数字经济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存在影响外，中国与伙伴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较强的海运能力、政府廉洁和支出水平高，对提高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关税水平高限制了贸易效率的提高（金礼杰 等，2022）。
综上，已有研究表明在数字经济与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方面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但在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环境、物流设施等传统因素对出口效率的影响，缺乏对数字经济这一新兴驱动力的专门探讨。关于数字经济与中国体育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产业韧性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从跨国视角系统考察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事实上，伙伴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生态直接影响中国体育用品的市场进入效率和交易成本，因此，从伙伴国视角探讨数字经济的影响同样必要。此外，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特征的伙伴国，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尚未得到充分解答。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2008—2023年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额较高国家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究了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之间的关系。
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与生态的完善影响国际贸易的微观运行逻辑，为中国体育用品出口注入新的增长动能。其核心赋能机制在于能够精准化解体育用品作为高体验性商品、敏捷性供给品类与强品牌性社群所固有的传统贸易摩擦，系统性提升其跨境流通效率（图1）。
1）信息沟通维度。受贸易双方地理距离、语言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贸易领域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已成为阻碍贸易达成的核心问题之一（Akerlof，1970）。体育用品具有高度的体验属性，运动鞋、运动服饰、健身器材等体育用品的舒适性、防护性、运动表现等核心效用难以通过传统的文字打分形式完全传递（姚松伯 等，2022），贸易双方因信息掌握程度差异出现决策失衡。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信息交互平台构建了一个高效的多维信息中介系统。首先，互联网上海量的图片和视频等形式的使用分享形成了用户对中国体育用品的电子口碑（姚松伯 等，2022）。这种去中心化的、可信度更高的产品质量与体验信息库极大地降低了境外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其次，体育领域的关键意见领袖通过专业性的内容创作为中国体育用品提供了权威性的解读和推荐，降低了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张乐俏 等，2025）。最后，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使消费者远程、交互式地体验产品，降低了中国体育用品的体验不确定性（沈克印 等，2022）。因此，伙伴国数字经济通过将体育用品固有的、影响决策的体验性信息转化为可传播、可验证的数字化信息，显著化解了体育用品国际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提高了贸易达成效率。
2）交易履约维度。体育用品矩阵日趋复杂化与精细化，从大众化的运动服饰到专业化的细分装备，品类繁多、属性各异，消费者对体育用品的需求已超越基础功能，转向对高品质、个性化、潮流性及沉浸式体验的追求，体育企业也逐渐向大规模、小批量、高品质、异质性、敏捷性的定制化和柔性化生产方向转变（王璇 等，2025）。这对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响应速度提出了要求，企业要避免因错失销售窗口或产生库存积压而造成效率损失。伙伴国在物流、支付与清关等贸易基础设施方面的数字化水平直接决定了中国体育用品进入其市场的流通效率。首先，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智能仓储与运输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对库存的精准监控与动态调整，实时优化跨境运输路径，从而有效应对体育用品多品类、小批量、快周转的贸易特点，降低库存积压和缺货损失。其次，安全、便捷的电子支付系统加速了资金结算速度，缩短了订单周期。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的数字贸易金融平台也能为中小型体育用品贸易商提供更高效的融资服务。最后，伙伴国海关的数字化、无纸化通关流程，如推行“单一窗口”系统，能显著压缩体育用品在口岸的滞留时间，降低行政程序烦琐而产生的时间消耗。因此，伙伴国数字经济通过打造迅速响应的数字化贸易通道，提升了体育用品从订单生成到最终交付的全链条流通效率。
3）市场构建维度。受互联网技术影响，体育消费从单一消费主体向社群消费主体转变（马晓卫 等，2020），深植于身份认同、社群归属与文化价值等社会性需求之中，具有鲜明的社群属性与符号价值。在传统贸易模式下，中国企业难以精准捕捉并融入海外复杂的体育文化社群；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交网络与在线社区为中国体育用品提供了精准化的营销平台。首先，大数据智能技术能够精准收集、分析核心市场体育用品消费需求，帮助中国企业考虑市场偏好、需求、文化进行针对性研发，实现更有效的市场定位，形成体育用品国际贸易高端环节新增长点（易小琅 等，2025）。其次，通过社交媒体，中国企业可以系统性地讲述品牌故事，将产品与伙伴国本土的体育赛事、生活方式深度绑定，实现品牌价值的文化嵌入，提升品牌溢价和消费者忠诚度。最后，在线运动社群成为品牌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互动的重要空间，良好的社群运营能够激发口碑效应，形成自发的、低成本的品牌扩散网络。因此，数字经济通过赋能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更有效地传递其社群与符号价值，从需求侧激发贸易潜力，提升出口贸易效率。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效率。
贸易成本广泛存在于国际经济活动中，主要分为运输成本、物流成本、信息和交易成本、跨境成本、贸易政策和规则壁垒5类，其中前3类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Egger et al.，2021）。1）运输和物流成本。体育用品的市场属性要求供应链敏捷高效，伙伴国先进的数字物流基础设施，如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仓储和基于大数据的运输路径优化，有利于实现对库存的精准监控与跨境物流的动态调度，显著降低因体育用品款式快速迭代而产生的库存持有成本和需求波动导致的缺货机会成本，提高市场响应速度。2）信息和交易成本。体育用品消费者看重在运动中获得更好的体验价值，而这一价值的呈现高度依赖个体感知，传统贸易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高昂的企业信息搜寻与验证成本。伙伴国成熟的数字生态能够将体育信息数字化，产生海量的数据资源。通过分析、整理和利用这些数据资源可以及时掌握消费者需求画像的动态变化，促进体育用品数据与用户个体数据精准匹配，开展体育用品的个性化定制、模块化设计和柔性化制造，实现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协同联动（程宇飞 等，2023）。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文化距离与地理距离产生的沟通与体验门槛，系统性降低了跨文化沟通成本，而且以数字形式储存与流动的数据要素具有低边际成本性的特点，能够有效降低中国企业的信息与资源获取成本（周铭扬，2024），进一步提升贸易效率。3）跨境与政策合规成本。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数字技术的标准化应用，如电子单证、智能报关系统，正在形成新的数字贸易规则。伙伴国使用并完善这些数字清关流程，显著压缩了体育用品的口岸滞留时间，降低了因行政程序烦琐而产生的时间成本。同时，数字支付与基于区块链的贸易金融平台加速了资金结算并提升了交易的安全性，降低了跨境支付的风险成本，为高频次、快周转的体育用品贸易创造了更便利的制度环境。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效率。
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构建高效的技术传导体系，推动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实现技术创新升级，进而显著提升出口贸易效率。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3个关键层面。1）需求信息传递促进产品精准创新。数字技术可以打破体育用品供需两端的信息壁垒，深挖消费者需求偏好，让用户交互式参与体育产品的构思、设计、制造等环节（吴彰忠 等，2023），使企业能够准确把握海外市场的专业化需求，针对性地开展新产品研发和功能设计。这种基于数字信息的产品创新显著提升了中国体育用品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根本上提高了出口贸易的效率。2）技术标准扩散推动制造水平提升。伙伴国先进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加速了全球体育用品技术标准的传播与应用。中国企业通过数字渠道及时获取国际前沿的技术规范和质量要求，倒逼生产环节进行技术改造和工艺升级。这种标准引领下的制造水平提升不仅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更有效突破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扩大出口规模、提高出口效率创造了条件。3）智能技术应用催生新的贸易增长点。伙伴国在智能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推动了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应用使传统体育用品发展成为具备数据采集、分析和反馈功能的智能运动装备。这种产品形态的创新不仅提升了附加值，更创造了新的出口品类，推动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上述3个层面共同推动中国体育用品出口从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型，实现贸易效率的持续提升。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效率。
Tinbergen（1962）和Pöyhönen（1963）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引力”的概念，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引力以乘法的形式取决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距离。其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流量成正比，能够反映贸易运输成本的地理距离与贸易流量成反比。随着国际贸易问题的日益复杂，只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较为局限，Linnemann（1966）和Bergstrand（1989）分别将人口数量和共同语言引入变量，对传统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拓展。然而，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不能控制各种贸易非效率因素，一些难以量化的贸易非效率因素有必要被添加到未观察到的干扰项中。在此背景下，Armstrong（2007）提出了改进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与传统贸易引力模型相比，这一模型将随机扰动项分解为随机误差项和非负的技术无效项，两部分相互独立。其中，随机误差项表示贸易过程中面临的外界随机冲击，非负的技术无效项表示所有不可观测的非效率因素，更加准确地估算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在时不变模型中，贸易非效率项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一假设在时间维度较长时并不合理。因此，Battese等（1992）提出了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
本研究使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共同语言等因素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表示贸易非效率项，包括影响贸易关系但难以察觉、难以量化的贸易非效率因素，除虚拟变量外，所有变量都经过对数化处理。表1展示了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主要变量解释说明。
本研究通过“一步法”建立贸易非效率模型，参考傅晓冬等（2022）、赵玉焕等（2024）、Meijers（2014）的研究，变量选择主要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和近年实证研究结果，集中于政治环境、贸易条件、文化价值和赛事举办方面，旨在准确衡量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全面捕捉影响贸易效率的政治、文化和环境因素。贸易非效率模型设定如下：
本研究选择2008—2023年作为研究时间段，选取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额较高的41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以下简称“样本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捷克、阿联酋、英国、土耳其、美国、越南。2008—2023年，中国出口样本国家体育用品贸易额占出口全球体育用品贸易总额的90%以上，故本研究的分析样本在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中贸易额较高且较为活跃，样本国家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高度依赖方程形式，因此本研究通过似然比检验（LR检验）确定模型的适用性及具体方程形式。含有约束条件的似然函数值为
为受约束变量的个数，如果LR＞1%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否则接受原假设。依次进行以下4步检验：1）贸易非效率存在性检验，即检验是否存在贸易非效率项；2）贸易非效率时变性检验，即贸易非效率是否随着时间变化；3）是否引入语言变量；4）是否引入边界变量。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贸易非效率项、贸易非效率项不变化2个假设被拒绝，证明影响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因素中存在主观阻力，模型需要设置贸易非效率项，且贸易非效率项随时间变化，采取时变模型更为恰当。在模型具体方程形式的确认上，对语言变量和边界变量的检验均不显著，因此语言变量和边界变量均不引入模型。根据LR检验的结果，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最终确定为：
根据模型适用性检验确定适合的函数模型后，本研究对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估计。为了比较结果的稳健性，以时不变模型和时变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对照（表4）。从整体上看，中国与样本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及首都之间的距离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一致，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中国和样本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均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加有显著积极影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在体育用品研发与高端制造领域的投入能力，推动出口产品从成本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型，契合全球体育用品市场消费升级趋势，促进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体育用品作为满足居民更高水平的健康与社交需求的商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对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尤为敏感。伙伴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反映了个体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增强，即居民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与体育参与上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推动伙伴国体育用品企业增加对中国的体育用品进口，满足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
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即中国和样本国家人口数量的增长均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加有显著积极影响。中国人口数量的增加为体育用品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扩大体育用品销售规模。伙伴国人口规模越大，各类运动项目的爱好者越多，为中国体育用品企业进行国外市场开拓和精准化、社群化营销提供契机，从而扩大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规模。
的系数为负，表明中国与样本国家首都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不利于两国开展体育用品国际贸易。地理距离的增加意味着贸易运输成本和运输风险增加，影响中国体育用品的出口。但从显著性水平上看，这一结果并不显著。随着伙伴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国际海陆空运输线路的不断增加，既往多项研究发现距离对中国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王如玉 等，2021；姚辉斌 等，2021）。考虑到体育用品的现代贸易特征，本研究认为：1）体育用品，特别是高端、专业型产品，其品牌溢价和高附加值使得单位价值的运输成本占比相对降低，削弱了距离的制约；2）体育用品的强品牌忠诚度和社群口碑传播使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更少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而更多受专业推荐和社群影响，部分替代了地理邻近性带来的优势；3）数字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深入介入使订单处理、支付结算等部分贸易环节对物理距离的依赖性减弱。因此，地理距离变量的不显著体现了在数字时代和全球化品牌运营背景下体育用品贸易模式发生的深刻变革。
表示贸易非效率项占总扰动项的比重，其取值为0～1，值越大表示贸易效率受贸易非效率项的影响程度越大。在时不变和时变模型中，
值分别为0.78和0.81，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贸易非效率项对贸易效率的影响分别达到了78%和81%，即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发展水平与贸易潜力的差距主要由贸易非效率项所引起，印证了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贸易非效率项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影响的必要性。在时变模型中，
=-0.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贸易非效率项随时间变化，再次印证了时变模型比时不变模型更加适用本研究；
的系数为负，提示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贸易非效率项略有增加，提升中国体育用品出口效率十分必要。
本研究采用“一步法”对贸易非效率模型进行估计（表5）。贸易非效率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为-738.36，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LR检验值为181.32，显著拒绝“贸易非效率项不存在”的原假设，证实贸易非效率因素是影响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关键变量。
）系数为-0.02，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贸易非效率，提高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结论一致，样本国家的数字生态有效化解了体育用品高体验性带来的信息壁垒，精准应对了体育用品多品类、快迭代对库存和响应速度的高要求，高效构建了品牌与体育消费社群的情感联结，减少贸易效率损失，提高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在控制变量中，政治稳定与无暴力指数（
）系数为0.01，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该指标数值越小表示排名越高，政治环境越好，因此样本国家政治稳定性提高将显著降低中国体育用品出口的贸易非效率，提高贸易效率。这一结果印证了政治环境对贸易活动的影响，政治动荡可能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提升跨境交易风险，进而增加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效率损失。关税税率（
）系数为0.02，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样本国家关税税率提高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作为世界体育用品制造大国，品牌价值与消费者忠诚度构成了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体育用品制造业已经形成显著的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优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使关税成本能够通过生产端的效率提升和供应链优化被部分吸收，削弱了关税变动对最终出口效率的边际影响。物流绩效指数（
）系数为-0.36，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进一步印证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物流体系能够显著减少贸易过程中的时间和成本损耗。体育用品具有季节性、潮流性特征，高效的物流能将当季新款运动鞋服及健身器材快速送达市场，有利于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抓住销售窗口、降低库存风险，提升整体贸易效率。样本国家是否加入
的虚拟变量系数为-1.25，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对提升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地，APEC中既有发达经济体，其消费者购买力强，对高品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体育用品需求旺盛；又有发展中经济体，目前已经发展为全球体育用品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区域内在体育用品贸易领域的紧密协同进一步强化了合作机制的正向效应，有效提升贸易效率。文化距离（
）的系数为0.11，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中国与样本国家文化差异的加剧会显著提高贸易非效率，降低贸易效率。体育本身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实践，不同国家的运动偏好、身体观念、休闲方式等存在差异，文化距离会直接导致对体育用品的使用习惯、功能设计的接受度不同，增加市场教育和沟通成本，从而形成无形的贸易壁垒，阻碍中国体育用品的市场进入与贸易流程推进。奥运会举办经历（
）系数为-0.0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样本国家举办奥运会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赛事效应往往是短期的、集中的，而体育用品出口依赖的是伙伴国持续、稳定的全民体育消费生态，体育赛事的短期效应未能充分体现在长期贸易效率中，导致其统计显著性不足。
为进一步验证贸易非效率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从解释变量滞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缩短样本年限3个维度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
1）考虑到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效应，本研究分别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滞后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模型保持高度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基准模型结果稳健，更揭示了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持续性，其影响会随时间推移逐步释放。
2）为克服单一指标可能存在的测量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数字产品出口占比这一替代指标重新衡量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该指标通过量化一国数字技术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更直接地反映其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并未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发生实质性改变，数字产品出口占比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检验强化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证实了数字经济发展与贸易效率提升之间的稳健关联。
3）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结构性影响，本研究将各指标时间选取调整为2009—2019年①这一相对稳定的经济周期进行再估计。在此期间，贸易环境相对平稳。缩短样本期后，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大小、方向及统计显著性与全样本估计结果高度一致。这一结果表明，基准模型的结论并非由特殊时期的异常数据驱动，而是反映了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一般性规律。
①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摩擦加剧、部分国家金融市场波动，不同于2008年系统性全球金融危机。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强度、传导范围与持续时间均显著弱于2008年，因此本研究保留了2018年的相关数据。
在经济全球化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不仅受数字技术发展的直接影响，还可能因目标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特征而呈现显著的异质性。为此，本研究从国家收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外贸依存度3个角度出发，系统考察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异质性影响（表7）。
国家收入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指标，直接影响市场消费能力、基础设施水平和数字化接受程度（陶爱萍 等，2022）。高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者对体育用品的需求从基础功能逐渐转向专业性能、科技体验与品牌文化，其市场对数字化营销和高端电商物流服务接受度更高，可能导致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分化。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世界经济体划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4个组别。由于样本国家不包含低收入国家，因此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和中收入（含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2个组别进行检验。数据显示，当中国体育用品出口国为高收入水平国家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即高收入水平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这可能源于高收入水平国家成熟的数字生态能更好对接中国体育用品出口的高品质与升级化趋势，特别是在运动鞋服、智能健身设备等兼具功能性与时尚性的品类中，数字渠道能够通过精准营销、社交分享和个性化推荐，有效激发消费意愿，提升贸易效率。而在中收入水平国家，数字经济的影响还不突出，可能的原因是中收入水平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数字鸿沟较明显，体育用品消费仍以基础功能性产品为主，数字化消费习惯尚在培育阶段，难以支撑对体育用品深度体验与品牌价值的传递，数字经济赋能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未能有效发挥。
已有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技术溢出效应能显著提高东道国的生产效率（Keller，2010）。为探究在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依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将样本国家以中位数为界划分为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国家和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国家2个组别。在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体育用品的创新与高流通依赖全球价值链的紧密协同，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通常意味着更开放的产业环境、更频繁的技术外溢和更国际化的商业实践。数字平台不仅促进了信息交换，更便利了基于数字技术的研发协作、柔性订单响应与售后服务，放大了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贸易的支撑作用。相比之下，在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几乎没有且不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国家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外资技术溢出有限，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较少，其对贸易效率的提升作用受限。同时，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国家可能面临贸易制度障碍，如外资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抑制了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的深度融合，导致数字经济无法对出口贸易发挥赋能作用。
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一国对外贸易依赖程度越高，表明国际贸易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据的地位越关键（钟晓龙 等，2024）。本研究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外贸依存度数据，重点考察了不同外贸依存度水平下数字经济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差异。本研究将样本国家以中位数为界划分为高外贸依存度和低外贸依存度2个组别。在高外贸依存度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即高外贸依存度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高外贸依存度国家通常更依赖国际市场，其固有的贸易便利化优势与数字技术的高效性相互作用，为体育用品特别是运动服装、时尚运动配件等流行性较强的品类创造了理想的贸易环境，帮助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准确把握销售窗口，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时间成本，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在低外贸依存度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系数绝对值小于高外贸依存度国家。这表明在低外贸依存度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小于高外贸依存度国家。这可能是因为低外贸依存度国家对国际市场依赖度低，贸易配套体系较薄弱，数字经济赋能贸易的应用场景有限，其边际效应较小。
本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分析。贸易效率是指贸易非效率因素的存在而使实际贸易量偏离最优贸易水平的程度，反映了实际贸易额与潜在贸易额的接近程度，其取值为0～1，越接近1表明贸易效率越高，意味着实际贸易水平更接近理论上的贸易潜力。如表8所示，2008—2023年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在不同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与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区域一体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再次证实了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
具体而言，贸易效率较高的国家集中于以下2类。1）体育消费市场较为成熟且数字经济渗透较深的国家，如美国（0.75）、日本（0.73）、加拿大（0.71）、澳大利亚（0.70）等。这类国家不仅具有较强的体育消费能力，而且对专业运动装备、户外休闲用品、健身器材等体育用品的多元化需求为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市场机会。其高水平的互联网普及率、高效的跨境电商体系等数字基础设施有效传递了体育用品的专业性能和真实使用体验，显著降低了由于产品复杂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完善的数字支付体系和消费者保护机制增强了跨境购买的信任度，高效的物流网络保障了季节性体育用品和流行款式的快速送达，把握了最佳销售时机。2）与中国距离较近或区域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如马来西亚（0.77）、韩国（0.75）、越南（0.64）等。这些国家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体育文化层面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如对羽毛球、乒乓球等运动的共同偏好，以及对武术、太极等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认同。这种基于共同体育文化的认知基础使得中国生产的特定体育用品能够更顺利地获得市场认可，显著降低了文化差异导致的消费认知壁垒。同时，地理邻近性对体育鞋服等具有明显季节性、流行性特征的体育用品而言意味着更短的运输时间、更低的物流成本，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及时推出符合当地流行趋势的产品款式。此外，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进一步强化了数字经济对贸易效率的赋能作用，显著降低了体育用品的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使中国体育用品能够更高效地进入这些市场。
相比之下，瑞士（0.14）、爱尔兰（0.15）、葡萄牙（0.16）、印度（0.16）等欧洲和南亚国家的贸易效率相对较低，反映出中国体育用品在这些市场的实际出口规模与潜在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异一方面可能源于部分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数字生态，限制了数字经济对中国体育用品贸易的赋能作用；另一方面，体育用品具有一定的地域适应性和文化嵌入性特征，其消费往往深受当地体育文化传统和运动习惯的影响。部分欧洲国家尽管经济发达，但因其对冰雪、骑行、登山等传统体育运动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相应的文化内涵，消费者对相关体育用品的材质、工艺和设计风格形成了稳定的本土化偏好，中国体育用品的市场渗透面临较大阻力。
为进一步揭示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从贸易成本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展开机制检验。在指标选取方面，借鉴钱学锋等（2010）的研究，采用每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衡量出口国的贸易成本。该指数是衡量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关键指标，得分越高，表明该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贸易成本越低，国家间的贸易往来越密切（方慧 等，2022）。同时，参考钟晓龙等（2024）的研究，使用对数化后的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专利申请数衡量，以反映技术创新的产出水平。该数据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整理所得。
年中国体育用品伙伴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用居民与非居民专利申请数的对数表示；
贸易成本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9）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贸易成本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技术创新2条路径，显著提升了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贸易成本与技术创新分别从降本与提质2个层面发挥作用。贸易成本的降低直接减小了体育用品跨境流通的阻力，而技术创新加速了国际贸易链条中各环节的要素流通，实现从生产端到流通端的高效运转。
1）中国与样本国家的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双方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这体现了体育用品作为满足居民更高水平的健康与社交需求的商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增长，消费者需求持续扩大；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体现了现代体育用品贸易的转型升级特征，数字渠道有效克服了地理障碍，且体育用品的品牌价值和专业性能降低了运输成本敏感度。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经解释变量滞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缩短样本年限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表明伙伴国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生态建设，特别是电子商务平台、电子支付系统和智能物流网络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体育用品跨境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摩擦，提升了贸易效率。
2）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效应在高收入水平、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及高外贸依存度国家中更为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赋能作用需要以成熟的市场环境、开放的产业生态和完善的贸易设施为支撑。此外，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在不同目标市场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体育消费能力高、数字生态成熟的北美市场，以及体育文化相似、经济合作水平较高的亚太国家效率水平较高，而在本土品牌偏好强烈的欧洲或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南亚市场效率均相对较低，反映出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区域一体化程度等因素对贸易效率的潜在影响。
3）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与促进技术创新2条路径提升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一是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帮助中国体育用品企业通过智能物流优化库存周转、数字内容化解体验信息不对称、数字清关压缩行政成本，系统性降低体育用品跨境流通的三大核心成本。二是样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帮助中国体育用品企业获取海外市场需求数据，精准指导产品研发方向；吸收国际先进技术标准，促进生产工艺升级；实现产品功能创新，拓展高端市场空间。这2条路径从降本和提质2个维度共同作用，既降低了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非效率因素，又系统提升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出口贸易效率的全面提升。
1）深化与数字经济领先伙伴国合作，优化出口数字化布局。鉴于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应重点对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的伙伴国市场，充分利用其成熟的数字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整合海外市场需求数据、技术标准和供应链资源，为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提供实时市场需求洞察，快速对接国际技术规范，满足产品柔性化生产与个性化定制的需要。针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市场，推动建立适应其数字生态的轻型化电商模式，重点发展与当地电商平台和物流服务商的合作关系，建立以通用社交平台为基础的社群营销网络，提升数字服务与实体贸易的协同性。
2）建立多层次市场合作体系，实施差异化拓展策略。基于异质性分析结果，针对不同目标市场的经济特征差异实施精准对接，以更好地发挥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赋能作用。对高收入水平国家，重点布局智能健身装备、专业运动器材等高附加值产品；对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国家，深化产业链数字化协同，共建云端供应链管理系统；对高外贸依存度国家，推进海关数据互联互通，构建数字化快速通关通道。
3）优化全球区域市场布局，提升资源配置效能。依据贸易效率分析结果，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路径。在贸易效率较高的北美及亚太市场，重点巩固跨境电商渠道优势，完善海外仓网络布局；同时，加强数字营销投入，通过社交媒体、直播电商等新兴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在贸易效率提升空间较大的欧洲市场，针对不同国家的体育消费特点，开发符合当地需求的差异化产品系列。在潜力显著的新兴市场，积极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协助完善电子支付和物流体系；同时，通过数字平台培育体育消费文化，布局未来增长空间。
4）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降本与提质提升贸易效率。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作用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技术创新2条路径实现的。在降本维度，推动与伙伴国的数字认证互认，简化体育用品跨境贸易流程；支持建设专业化的体育用品数字清关平台，实现报关单据自动填制和快速审批；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贸易融资产品，为中小体育用品企业提供更便捷的跨境结算服务。在提质维度，鼓励企业通过数字平台获取伙伴国体育用品需求信息和技术标准，建立市场需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掌握体育用品国际技术标准数据，帮助企业了解并对接目标市场的准入要求与质量规范；开展智能化产品产学研协同攻关，重点支持运动传感技术、智能材料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体育用品向智能化、高端化升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